2013年3月11日

威斯康辛麥迪遜與保釣運動

Bascom Hall,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2009.08。

近來中日台因為釣魚台/尖閣列島的問題鬧的沸沸揚揚,我在華府這段時間,在一個研討會上,看到中方官員對美國前大使開炮,稱美國太過偏袒日本,一時之間大家都忘了會議主題其實是環境政策,跟外交完全無關。此外也在參加台灣相關活動時,見到與會者追憶起當年留學生在美國的保釣運動,這一轉眼,已經匆匆40年。

我依稀有印象威斯康辛麥迪遜曾經是保釣重鎮之一,美國中西部的一個大學城,竟然也曾經在捲在幾個國際強權衝突的最前線,好奇心驅使之下,我花了一些時間當鍵盤歷史學家,簡單回顧了這段歷史。

網路上有關70年代保釣歷史資料繁多,其中中國北京清華大學在過去幾年間做了非常詳盡的口述歷史,這網站立場鮮明,但蒐集了很多珍貴的史料,我在後文把幾個重要領袖人物的自述整理如下,前後參照之下,應該可以對於當年小麥城的保釣運動有一個大略的圖像。 

有興趣者,可以先看看世新大學林孝信教授「臺灣70年代保釣運動始末」一文,這是對於當年保釣運動的簡介。



以下是一個簡單的威斯康辛保釣大事紀。

1970年12月12日,威大同學成立威大保釣行動委員會,會上除分派各人負責的工作外,還決定各人趁耶誕假期與外校中國同學進行聯繫,傳播保釣資訊。

1971年的1月29日到30日,美國的華人與留學生就在紐約,華盛頓,芝加哥,西雅圖,舊金山,洛杉磯等六個城市,舉行第一次的保釣示威遊行。

1971年4月10日在華盛頓,西雅圖,三藩市跟洛杉磯等城市舉行第二次大示威,這一次示威的聲勢非常浩大,單單在華盛頓那一場估計至少從2千5百人,有人估計到4千人。

1971年6月11到14日,威大同學在麥迪遜郊區舉辦保釣夏令營。

1971年的9月,保釣運動人士在密西根州安娜堡舉行國是大會,保釣運動路線分裂,同月,首批台灣學生訪問中國大陸。



在七十年代北美釣運中,威大最難忘的角色就是創作一首「釣魚台戰歌」,由當時威大的「保釣行動委員會」共創作,今天這首歌還可以在Youtube找到。 

照片出自張均策網站:http://www.cccgallery.org/m/photo?id=771657%3APhoto%3A40781
張先生保釣經歷請參照世界日報報導



《釣魚台戰歌》 
威斯康辛大學保釣行動委員會 

滾滾狂濤,東海之遙,
屹立著一群美麗的小島。
釣魚臺,英勇的俯視著太平洋。
釣魚臺,捍衛著我們富饒的海疆。
風在吼,海在嘯,
我們神聖領土釣魚寶島,
象徵著我們英勇不怕強暴!

滾滾狂濤,東海之遙,
屹立著一群美麗的小島。
釣魚臺,你帶給漁民多少歡笑。
釣魚臺,蘊存著我們無價的寶藏。
怒吼吧,釣魚島,
我們寸土必爭誓死抵抗,
我們要蔑視那東洋強盜!

* 

以下文長請大家慢慢看故事,內文全為複製貼上剪剪貼貼,文意不順請多見諒

首先從當年中國同學會會長曹宏威開始說起,請參考他的維基簡介部落格訪談口述

我在保釣運動初期是威斯康辛大學同學會的會長,因為我來自香港,在香港念完大學才出國留學,人脈較廣;當時的威大是美國大學中第二個最多華裔學生(臺灣+香港+美國土生)的校區,所以我可以團結不少同學參與「保釣運動」的全美運動,其中推動最力的是物理系博士後程明怡)。」 

「大家想出個和美加各地朋友串聯、和互相觀摩的方法,就是舉辦一個“野(外宿)營”討論會,我們在麥迪森城郊借了個有住宿、有禮堂、有煮食的大地方去舉辦野營大會,分頭聯繫各地的講者和朋友來參加;野營大會既可宣傳保釣運動, 又可讓核心保釣的朋友交換對運動方向和工作的看法。記憶中,王正方、孫正中、陳垣次(?)和麥城的王春生都是講者,講題多樣,有釣魚臺的地理和歷史,有臺灣政府的懷柔失策、有對大陸(當年未入聯合國)政府的鞭長莫及、徒呼奈何,也有人解畫道出了外國侵土奪油的野心,引來講者與聽者討論的高潮,… 「野營」促發運動的成長,隨後、印傳單、搞小組座談、講保釣動態、各地互相支援、和聲援相繼在麥城出現。」



接下來這位方光也是香港人,他似乎不是最重要的領袖人物,但是他記性真的很好!(請參考他的訪談口述)

運動爆發背景

…後來我到了威斯康辛大學麥迪孫分校讀研究生。威大政治氣氛濃厚,當時是美國大學中的兩個反越戰中心之一,許多學生有激進反戰思想,一些較極端的反戰份子甚至有一次半夜用肥田粉和燃油製造的炸彈把威大由陸軍資助的應用數學中心(Sterling Hall)炸了。我們或多或少受到校園反戰氣氛的感染,我當時在學校裡也有過把催淚彈撿起來扔回去的經歷。保釣運動的爆發跟當時全美,甚至全世界大政治氣候是密不可分的。

由於我普通話說得比一般香港學生流利,在威大上學期間較多跟臺灣學生來往,許多臺灣學生對中國的事情較關心。那時候,威大有一批來自香港、臺灣和新馬的學生開始討論包括中國在內的各種問題,討論的範圍比較廣,每個人都會自己準備一些資料,每個月聚會一次介紹心得。其中有一個叫鐘玲的(後來成為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院長的臺灣作家),會寫一些詩來念給大家聽。五四運動專家周策縱教授的一個學生講了他的研究心得。還有個學天文學的同學,輪到他講的時候剛好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1970年4月24日),他利用大學天文館的設備把衛星上播放的《東方紅》音樂轉錄下來給大家聽,並且介紹了相關的技術和參數。程明怡把廖約克從哈佛燕京圖書館複印的四五英寸厚的一疊材料帶回來,包括魯迅的作品以及一些關於五四運動的資料,這些也成為我們討論的內容。在保釣運動前,美國東部和西部各大學都有類似的討論國事的學習小組,威大學習小組與這些兄弟學習小組進行了聯繫和交流,各地學習小組成員許多成為日後保釣運動的骨幹。因此,在美國的大學院校實際上已經有了孕育保釣運動的土壤。

保釣經歷:串聯、戰歌、1.29和4.10示威遊行、中西部夏令營

當時我們一群合得來的同學熱心威大同學會工作,林建為同學會會長,威大中國學生約有五六百人,屬中國留學生人數最多的美國大學校園之一。在獲悉釣魚島情況後,威大同學於1970年12月12日開會討論,同日成立威大保釣行動委員會,會上除分派各人負責的工作外,還決定各人趁耶誕假期與外校中國同學進行聯繫,傳播保釣資訊。由於我大學最後三年是在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念的,因此伊大串聯工作由我負責。當時我複印了一些資料,還帶了一張很大的釣魚島地圖與一位羅姓伊大女同學前往伊大,串聯的第一個對像是呂秀蓮。當時我在她家裡花了較長時間向她介紹釣魚島情況,她聽得很有興趣,表示支持這個事情,她自己不參加推動運動,但推薦我找陳恒次。

呂秀蓮那時候可能已經跟台獨有一點關係了,再加上白色恐怖,表現得很低調。很久以後我才從方明那裡知道,伊利諾大學第一次保釣會議的宣言是呂秀蓮起草的。事實上那時候有各種各樣的人參加保釣,一些有台獨傾向的人士也支持保釣,因為保釣跟當時的台獨運動並不矛盾。還有一種情況是,當時許多有台獨傾向的人具有社會主義思想。

保釣運動在全美國發展迅速,如星火燎原,不到一個月就在密集聯繫、串聯、宣傳下各地紛紛成立行動委員會,會,並商定1971年1月底在全美各大城市進行遊行示威。中西部遊行地點為芝加哥,物件為日本領事館,日期是1月29日。威大行動委員會除了發動本校同學及與各地聯繫外,決定為遊行撰寫進行曲。時間非常短促,從譜詞、作曲和印製歌譜到遊行之間只有幾天時間。程明怡自告奮勇並很快完成《釣魚臺戰歌》歌詞,然後交由陳、李兩位女同學譜曲,陳同學是學鋼琴的,但對進行曲不熟悉,結果由不是學音樂專業但聽過不少進行曲的李同學完成。這裡有一段小插曲。劉善棠是當時少有的來自香港而又知道一點大陸情況的威大學生,他悄悄地問我,音樂頭兩句很熟悉,與大陸的樂曲很相似。我說我不知道是不是,就算是也不能說,這件事就我倆知道就好。我後來發現他是對的。

戰歌最後版本譜成已是1月28日下午,李同學趕緊把第二天要參加遊行的同學教會唱《戰歌》。在突擊寫蠟紙印刷幾百份歌譜後,已是1月29日淩晨。威大同學分多輛車子趕往芝加哥,一面開車一面練歌,情緒都很高。到芝加哥與各地保釣朋友會合後,將戰歌發給大家,快速學唱戰歌。1月29日那天芝加哥氣溫極低,幾小時的街上遊行對不少同學來說是很大考驗,有同學在遊行過程中凍得手腳麻木甚至暈過去,戰歌在鼓舞士氣方面起了一定作用。

芝加哥示威後,全美各地保釣行動委員會決定於4月10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大遊行。威大保釣行動委員會動員了5輛車子20多人去參加遊行。我坐了臺灣同學李東的車子,輪流開車,一口氣從麥迪孫開到華盛頓,行程近900英里。1.29和4.10華盛頓大遊行後,威大保釣行動委員會在6月打鐵趁熱,接著在威斯康辛辦了為期三天的保釣夏令營。美洲各地來的保釣朋友過百人。有來自東部費城的王正方、紐約的馮國祥等,來自加拿大多倫多的伍經元等、來自西部伯克利加州大學的董敘霖、楊貴平等,還有被邀請演講的在中國居住多年的Ann Tompkins女士(湯反帝),當然還有中西部各院校的同學。夏令營中新朋舊友各抒己見,雖然各種看法都有,但隱隱已為9月份在安娜堡舉行的國事大會奠下基礎。

1971之後

威大的保釣運動及其後續活動應該可以說是搞得相當紅火的。在我們一些早期保釣人員相繼離開後,運動形式有所改變,從轟轟烈烈的運動變成軟性群眾運動,從少數人帶頭的行動變為參與人數更多而且人人積極投入的活動。這些活動形式中特別出色的是演話劇。1975-1977兩年之內共自編自導自演了四個劇本。最成功的是第一部話劇《黎明之前》,由念美國文學的臺灣研究生王津平創作並執筆完成,馬來西亞沙撈越物理研究生盧道明擔任導演,臺灣留學生許蘭芳、劉大江、許莫陳協同香港同學楊璐明等主演,敘述臺灣留學生開始關心社會,關心勞工階層的故事。這部話劇曾在芝加哥大學演出,大獲成功。第四部話劇是《聞一多》。由癌症研究所研究生胡小樂(胡比樂的弟弟)演聞一多。這場話劇也在芝加哥和明尼蘇達大學上演。這些演出每一場參與者都至少幾十人,群策群力。香港學生容天根、 劉善棠、馮川寶、孔慶琪、範耀鈞、黃伯慧、楊璐明、黃安發、李青薇、張新明、張詠、吳啟剛、朱定華、梁麗珍等,及臺灣學生何淑珍、林念生、王國慶、吳紹基等都出力、出時間,出錢,負責籌畫、佈景、化妝、出、宣傳等工作。每次演出都盛況空前,是當時威大中國學生圈子中的大事。當時學校頂多只有五六百中國留學生,可見其團結作用是非常大的。此外讀書會也組織了合唱團、演講會、電影放映,並借用校園附近一所教堂的地下室開設了小型開放式中文圖書館, 為留學生們提供了多方面認識社會、認識中國的管道。



前文有出現的臺灣留學生程明怡是威斯康辛大學麥迪森分校物理博士後,保釣運動的學生領袖,在1971年9月1日,他衝破重重阻力,在紐約唐人街加薩林街開設了美國第一家出售新中國貨物的「四新」百貨商店(當年還沒有其它華人雜貨店出售中國大陸貨品,現為「珠江」百貨公司),四新商店。由保釣人士程明怡、金茜琳等開設,另有其它保釣份子加盟為股東及工作人員。並在店門口掛起五星紅旗,從另一個管道宣傳新中國。



林念生,台灣人,是當年威大保釣運動「美宣組」的,現為廈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請參考他的訪談口述)

「麥迪森的中國同學會過去是被國民黨把持的組織,保釣運動爆發以後,就被方光、王春生、程明怡這些老保釣的影響,開始參加各種保釣活動。而校園裡的國民黨主要都是來自臺灣的留學生,也是有組織的,負責注意每個留學生在美國的活動情況,並向臺灣國民黨政府打小報告。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當然不會跟國民黨走在一起,於是就很自然地跟著中國同學會裡的臺灣、香港同學,開始參加保釣運動了。」

「具體到我當時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參與話劇團和合唱團的演出,利用自己的專業特長負責配樂工作,同時也寫過一些文章。比如在當場反駁了洪哲勝的台獨言論之後,我就根據這個問題寫了一篇短文,後來還在香港的《明報月刊》上登出來了;再比如《麥城通訊》上偶爾也會登我寫的文章。另外因為我的專業和電影有關,對如何選電影、放電影這些技術性問題比一般同學更熟悉,所以也就很自然地參與到了電影的放映工作中。我們那時候經常帶著電影放映機去附近的北伊利諾、南伊利諾大學放《林則徐》、《李時珍》這些大陸電影,放完電影之後還跟他們討論。當然也常常會有國民黨員來跟我們辯論,不過我們不怕他們,因為三民主義我們本來在臺灣時就懂一些,再加上現在又有了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所以他們是肯定講不過我們的。我們特別希望能通過這種方式跟各校的臺灣留學生多接觸,讓他們瞭解大陸的情況,進而接受社會主義的信仰。」

「在參與保釣過程中發生過一件事情我至今也不能忘懷。我在臺灣曾經有一位從小一起長大的好朋友,他的名字叫王志剛,後來還曾經擔任過國民黨經濟部的部長。那時候他在德州的A&M農工大學念書,聽說我到麥迪森,特地坐了幾天幾夜的巴士到麥迪森來看我。結果我們倆見面以後,他看到我房間裡佈置的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照片,氣得要命,和我吵完架就掉頭回到了A&M。就是因為這件事,我們這對好朋友變得像敵人一樣了,不過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我後來回到臺灣以後又跟他見過面,但是心裡還是一直有個疙瘩。不過現在既然連國共兩黨都可以和睦相處了,我們的關係應該也不成問題。」



王春生,1943年出生於抗戰陪都重慶,祖籍安徽合肥。1949年全家遷台,定居於臺北西門町。上西門國小,中學就讀於北一女,而後考上臺灣大學,主修社會系。台大畢業後,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攻讀社會學碩博士班,研究第三世界經濟發展。1971年,作為「保釣零團」五名成員之一,訪問大陸,獲周恩來接見。

這位是所有威大保釣人之中,我覺得經歷最神奇的一位,一來,她竟然在當年那種情況下去見了周恩來,再來,她父親竟然是國民黨背景,還是台灣《新生報》的社長,後來因她投共,還得斷絕父女關係(!),在接下來的自述中,她說得雲淡風輕,但我想當年必然大風大浪(請參考訪談口述)。

「剛好那時候反戰運動已經快到尾聲,釣魚臺事件發生了。於是我剛好跟程明怡、方光和其他一些在反戰的時候就常常在一起組織的同學,大家很自然地從反戰轉到組織學生搞釣魚臺運動。因為反戰運動已經使得我們認識了一群積極分子,這一批積極分子後來就自然而然地轉成了釣魚臺運動的主力軍。在反戰的時候,我們是參加美國主流的學生運動,而釣魚臺運動主要針對的是中國留學生。開始的時候有一些顧忌,因為威斯康辛像其他學校一樣都有國民黨的奸細,我們講什麼話,他們就馬上給上面打小報告,所以我們都有點顧忌。但慢慢地,人多了就不怕了,膽子比較壯,所以後來大家都敢出來公開講話。那時候已經有人跟我父親打小報告,所以我的情況他都知道,他讓我不要在這邊亂搞,但是我們也不聽。我當時主要就是跟程明怡、方光、曹宏威,還有一個從香港來的姓劉的同學一起行動。總的說來,香港來的同學都比較活躍,因為他們不怕國民黨。而臺灣來的同學感觸比較深,還是有些顧忌,不太敢出面,所以比較敢出面的就是程明怡,還有程明怡以前的太太金茜玲。我以前就是給程明怡打雜。當時他們有個小孩,我就幫他帶小孩,然後寫傳單,開車去遊行,到處做這些事情,我像是程明怡的跟班。」

「至於受到周總理接見,是因為程明怡說要一位女學生同去,所以就選了我。當然能夠去中國被總理接見,也受到一些影響。跟周總理談話,我個人的印象就是,他認為我們回到美國後能對中國多作一點貢獻。所以我回來以後,就比較積極地加入亞美的活動,主要在社區和唐人街,後來也參加了美國一些主流運動。這個大概是我跟其他保釣人士有分歧的地方,我在這裡做的事情、走的路比較遠一點。那時候一聽到要去北京受周總理接見的消息之後很緊張,因為我們首先非常擔心「白色恐怖」,其他還有家裡的事情,怎麼拿護照、怎麼過去等等都有顧慮。那時候一切都是秘密進行的。我們經過唐人街一個很小的旅行社,從後面跑進去。美國也不能直接飛中國,而從巴基斯坦進去。當時很緊張,所有的精力都是放在辦事上面,沒有想到別的事情。我們那時候是經過加拿大使館安排的,北京就有人在巴基斯坦領館接待。一到北京以後,覺得很神奇,我們居然來了!對北京的第一個印象就是這個城市怎麼這麼安靜!美國一到晚上就是霓紅燈一大堆,喇叭亂響。但北京晚上燈都是熄掉的,就覺得太好了,特別安靜,心裡也覺得很平靜。一大早跑到街上去,看到賣早點的人,吃了一碗熱乎乎的豬腸子。我們就自己溜出去,我們一行人中有個叫王正方的人,他是北京人,說一口京片子,於是就帶我們出去。我在臺灣的時候也被蔣總統和蔣夫人親自接見過,因為我是學生代表。蔣夫人完全是美國人那一套,她見我們是在夏天,竟然還戴那種有蕾絲花的手套,臉上的化妝很厚;而且她凶得要命,因為夏天很熱,她就把旁邊女傭罵得很厲害。我們當時覺得她很沒有風度,對她印象不好,覺得她非常驕傲和美國化,見我們幹嘛要戴那個手套?蔣總統就更好笑了,他因為是軍人,不苟言笑,但我總覺得他臉上肯定擦了粉,紅光滿面,自然狀態不可能有那麼紅。周總理就完全沒有,就是像普通人那樣,坐在你旁邊,喝茶談話,非常自然,非常隨和。但是後來想了一下,他講的話都很深刻,而且不會裝樣子。周總理評價我們是海外的“五四”運動,但這個究竟是總理自己說的,還是轉述毛主席的話,我倒沒有研究。其實那時候周總理說的一些話有在美國報紙上登出來。人家問他對美國嬉皮士運動有什麼看法,他說這個很自然,是一種文化上的“五四”運動。那時候美國左派的人對於周總理的話大吃一驚,認為他非常非常瞭解美國。」

「對於運動的反思,我想釣魚臺運動基本上還是一場學生愛國運動,或者說是海外的“五四”運動。怎麼說都很好,因為這場運動有很多正面作用,但畢竟學生運動還是有其弱點,缺乏組織性,也沒有一個長遠計畫,大家只是很熱忱,但是後來就分散了,這點很遺憾。我父親過世以後,我去幫他收東西,他的辦公室在總統府,有一個保險箱,打開之後,發現裡面都是各種自我批評。他說自己教導子女無方,一天到晚要自我批評,批評很多次。後來他連《新生報》社長也不能做了,下了台,還在報紙上登一個啟事,公開表示與我脫離父女關係。後來那個啟事有沒有被留下我不知道,但1995年臺灣解嚴,我們才能回去。我跟父親談得還是很好的,因為原來我父親在大學也是學政治經濟學,我們兩個人還辯論了半天。實際上我們父親這一代,他們看到自己不能做、不敢做的一些事情,自己的小孩卻做了,心裡面其實還是很高興的。老一輩總是懷著這樣一種很複雜的情緒。談話的時候我問他:你跟共產黨有什麼大了不起的過節?他說根本沒有。父親家裡是米商,他自己是三民主義的教官,但其實教官沒有什麼,只是教教書而已。父親到臺灣後,被算作陳誠派,而不是蔣派。他當時是替陳成寫講稿,後來也給老蔣寫過一些。但父親不太受老蔣的信任,因為有一次照相,是在他還年輕的時候,他把腿翹了起來,老蔣最不喜歡這種吊兒郎當的作為,所以不太喜歡我父親。加上我父親人也比較正直,不同意老蔣的很多政策,所以不能被老蔣相容。」


以上就是威斯康辛麥迪遜和保釣運動的千絲萬縷,如果有人找到其他相關資料,歡迎補充。

整理這些資料時,實在感慨這40年來滄海桑田,1971保釣運動隔年,尼克森訪問中國,兩岸勢力天平開始傾斜,而後台灣解嚴民主化走了好遠一段路,今天,我們政府仍堅持釣魚台是中華民國領土,不過似乎再也激不起當年反日的情緒。

可喜的是,海外台灣留學生對故鄉關懷依舊,我的印象中,去年反媒體壟斷運動時,小麥城的同學合照「我們在麥迪遜守護台灣」,是海外學子合照聲援的創始學校之一。今天這篇文章,獻給所有曾經在威斯康辛麥迪遜關心國家大事的同學朋友以及學長姐弟妹。

台灣留學生依舊在麥迪遜守護台灣


0 comment:

張貼留言

Related Posts Plugin for WordPress, Blogger...